现实的荒诞“说法”

　　我从临睡前十一点半翻开《我不是潘金莲》，试图寻找一种入眠的方式，没想到一下子就丢不开，到凌晨两点四十，看完了这部18万字的小说。多年没读过这么酣畅的小说，语言平白，故事简单，人物单一，线索独立，节奏舒缓……这简直就不像一部具有特质的好小说的标准，更像是平庸的白话演义。但所有最简单的元素，恰恰构成的是大巧若拙举重若轻的独特。
　　书的构成是17万字的两篇序言“那一年”和“二十年后”，写李雪莲二十年的上访之路，而史上最短正文《玩呢》却只有1万字，写了被开除县长公职后卖猪肉的史为民为了陪得了绝症的朋友打麻将，从北京假借“我要上访”在最繁忙的春节骗到了一张回家的卧铺车票。
　　在计划生育国策之下，这样的利用制度设计缺陷的故事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发生。农妇李雪莲怀了第二胎后，为了让在化肥厂当司机的丈夫秦玉河逃避处罚，决定和秦玉河先离婚，等孩子出生后再结婚。没想到弄假成真，秦玉河娶了另一个女人，并且不承认与李雪莲假离婚并骂李雪莲婚前失贞是“潘金莲”。李雪莲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也为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她走上告状路——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误打误撞到了北京，在全国人代会期间闯进了会场，因为中央领导的干预，把法院院长、县长乃至市长等一干人一举拖下马，可她并没有罢休，秦玉河不离婚再和她复婚然后她再理直气壮地和他离婚，就不能证明是假离婚，她也还是潘金莲。她憋上了气，执拗地每年春天去北京告状，以致每年人代会期间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围追堵截，就这么持续了20年。20年的委屈与压力可想而知。当她准备放弃告状时，却发现帮助过她而且她也有了感情寄托的赵厨师居然也因为儿子工作问题成了“卧底”，“上了她身”却并不一定爱她。于是再度带病赴京，与几十个维稳人斗智斗勇。就在政府人员把她寻获之时，她得知秦玉河车祸死亡，她放声大哭，不是难过，而是就此失去了讨要一个“说法”的意义，她的20年忽然失去了意义，上访已经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她甚至想靠自杀来消解以后生活的虚妄。
　　这个故事似乎很荒诞，李雪莲用性格的认真来对付生活的荒诞，于是，“本来是芝麻大点事，最后闹成了大西瓜；本来是蚂蚁大点事，最后闹成了大象”，一件小事折腾成一个大事故，这有李雪莲的性格问题，也有整个制度的缺陷——李雪莲借假结婚生二胎欺骗国家，也有各级官员糊弄群众，大领导模棱两可的话就可以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县长曾经是维稳制度的维护者后来成了制度的利用者和破坏者……复杂的中国现状，决定了每个人的生存逻辑，没有对错，只有无奈。
　　刘震云去年茅盾文学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细细碎碎地讲的是一个男人所面临的沟通困境，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一个女人找不到相信她话的人。在我看来，两部小说其实都写的是人的孤独。有时候觉得，故事中的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李雪莲，又何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吴摩西？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又何尝不是？
　　荒诞剧的背后不是玩笑，不是“玩呢”，是沉重的现实。刘震云把目光投放在当下，温和地理解与批判，或许就是作品的伟大之所在。（颜铭）

 

（《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8月第1版，定价: 29.80元）

日期:2012-10-10 1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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